“比如全运会首次和奥运会同年举行，奥运和全运之间还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大赛如此密集，全国一盘棋应该怎么下？”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薛原点出了这个棘手问题。
影响这些选择的因素包括许多具体的利益取舍，正如钟秉枢所说：“现实情况是，一些项目在全运会上的获胜奖励优于在奥运会上的获胜奖励，一些省份教练员运动员参与世锦赛的表现与绩效收入挂钩。”他的担忧在于，这些政策如不调整，将对奥运参赛选手产生负面影响，对教练员、运动员产生不公平现象。
对此，钟秉枢建议一方面要尽早确定陕西全运会具体日期和规程，另一方面则需完善全运会奖励政策，支持和鼓励各省调整教练员、运动员绩效分配政策，以支持他们集中精力完成好奥运备战参赛任务。
从更长远来看，“扎堆”的比赛也不仅限于2021年，这无论对于运动员还是体育管理部门而言都是重大挑战，对困难要早做“预习”。
“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举办时间相隔不到180天，如此高强度的备战、征战和保障工作可能导致各级备战系统措手不及，对我国备战和协调工作带来较大困难。”杨国庆指出。对于看似更遥远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也建议体育总局和运动队要提前做好备战规划，应对好奥运周期被打乱导致的节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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