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过非典、H1N1、H7N9防控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上海市疾控中心综合处处长王彤在市防控新冠肺炎指挥部已连续工作70多天，他既是何建明的采访对象，也协助何建明做好采访人员的推荐、组织工作。他记得，3月17日上午，第一时间帮何建明推荐联络了8名采访对象，包括收治上海首个新冠病例的医院院长、新冠定点医院领导、上海首支赴武汉医疗队领队、设立发热门诊的医院、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等，
“我深知防控重大传染病使命重大、任务艰巨，而采写抗击新冠肺炎的报告文学，记录这段历史，探寻上海这座城市、上海市民在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时，所爆发出来的顽强而巨大的力量，特别有价值。”王彤认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上海防疫的重要做法，期待在作品中进一步体现。
三度写上海，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挖掘
自疫情发生以来，文学艺术界也一直在行动着，思索着。越是特殊时期，越是文艺创作发挥力量的关键爆发点。
从2016年至今，何建明一口气书写了多部与上海息息相关的“城市传记”——既有全景展现浦东开发成就的《浦东史诗》，也有纪念建党100周年的《革命者》和眼下的抗疫实录《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等。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徵介绍，这三部力作无不反映时代巨变、上海城市发展。“作家回应他的时代，出版社出版传播这种回应，都是试图与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的生活建立深度联系。这也是出版社的责任和使命，在重大关键时刻做到不缺位、不缺席，真正讲好上海防疫故事、弘扬好上海城市精神。”
百年前的上海，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又是中国革命文学的诞生地，现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峰地；一百年后的今天和未来，中国的文学应当还将在这块土地上再次呈现真正的高峰。“生活在此、写作于此的作家，是多么的幸运！”何建明感慨，城市书写要有对“城”的特性和概念的深刻理解——写上海，就要对上海的“海”、上海的“江”、上海的“高度”、上海的“深”度要特别关注。要熟悉上海的“街”是如何的动、上海的小区又是如何载入“人”的情感与行为的、上海的城是如何“长成”的……
在他看来，写今天的“城”，必须改变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形态下所形成的文化人的旧意识、老套路、“心肝小肚鸡肠”。“往常书写城市，我们关注的多是它的美丽与色彩、情感与小资、时尚与未来；然而书写疫情中或特殊时期的城市，就要洞察它每时每刻瞬间变化着的那些惊心动魄和催人泪下的、甚至是惊恐吓呆的表情。”何建明认为，此时的“城市表情”是最生动、最丰富、最立体也是最真实和最深刻的表情，它是城市内在的质的呈现。抓住了这种“表情”，也就等于抓住了“城”的精神与灵魂，以及它的本质问题。书写也就不再盲目和无从下手，而是永远站在城市精神的制高点上。
